能否以下游不给钱为由拒绝支付研发分成款？研发正确的催款流程是什么？运营弄个子公司就可以“躲债”？

游戏运营授权合同签署下来后，研发常常想着松一口气，可以专心继续研发游戏了。

但实际运营商不按时支付的情况比比皆是，欠付理由更是“五花八门”。

而近年最常见的，莫过于“下游不给钱”。

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：

下游不给钱，“我”（运营）就没钱，怎么给“你”（研发）？

今天来看一个案例，看看最高法是怎么认定“下游不给钱”的问题的。

* 本文仅为笔者个人观点，不视为任何法律建议或法律意见。

** 本期案号：（2022）最高法知民终105号

一、简要案情背景

手机游戏《**天下》（原名《**三国》）的著作权人广州市某有限公司（“广州公司”）与全球独家代理运营商北京某公司（“北京公司”）自2014年起签订了为期五年的独家代理运营合作协议，明确了千万级授权金与详细的收益分成模式。

然而，合作自2018年初出现裂痕：北京公司开始长期拖欠应支付给广州公司的游戏收益分成款。

在多次催告无果后，广州公司于同年7月发出律师函正式催款，尽管北京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，但仍未结清全部欠款。

鉴于北京公司的持续违约行为已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，广州公司于2018年9月30日发出书面通知，依据合同约定决定自次日（10月1日）起解除双方的全部合作协议，并要求对方结清款项、交还游戏运营权。

由于北京公司不认可合同的解除并拒绝履行相关义务，广州公司遂将其及关联公司告上法庭。

此案经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广州公司的主要诉求后，北京公司方不服并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，最终最高法经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最终判决结果：

1. 确认双方合同已于2018年10月1日（原告函告终止日）合法解除。

2. 被告北京某公司需向原告广州市某有限公司支付款项合计18,227,100.1元（一千八百二十二万七千一百元一角），其中包括：游戏收益分成欠款14,521,800.1元，逾期付款违约金2,000,000元，律师费1,700,000元，取证费及差旅费5,300元 (其中时间戳服务费3300元，差旅费2000元)。

3. 被告某科技有限公司（北京公司的唯一股东）对上述全部18,227,100.1元的款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。

二、“下游没付款”不是可以欠款的免死金牌

被告北京公司最核心的抗辩理由是，下游的日本运营商正在和自己争议“日本消费税”问题，正是因为下游还没给钱，所以自己才延迟支付给原告广州公司。甚至北京公司认为，基于之前的支付流程，双方已经形成了“下游付款我再付款”的默契。

这也是行业内非常常见的一种说辞。

运营商们往往会认为，自己作为中间方，下游渠道不结算，自己资金链也会紧张，因此延迟付款情有可原。

但最高法的回答非常直接且简单：一切以白纸黑字的合同为准。

法院指出，双方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了“发行方未能按时支付收益分成，逾期三十个工作日仍未支付的，产品方有权终止本协议”。经查明，在北京公司支付的33笔款项中，高达32笔的逾期工作日都超过了30天，最长的一笔甚至长达149个工作日，这一事实已经构成了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。

法院更驳回了北京公司的全部抗辩理由：

首先，关于日本消费税的争议，合同明确约定运营产生的一切税费由发行方承担，不能成为其拒不付款的理由；

其次，北京公司主张双方已“事实变更”了付款方式，但因其无法提供任何书面证据，该主张不被采纳；

最后，法院认为支付收益分成款是发行方的核心合同义务，大规模、长时间的逾期支付已构成严重违约，因此广州公司行使约定解除权完全合理合法。

可以从中学到什么？

合同条款>>>>口头承诺/双方默契

对于游戏研发商与发行商而言，一份权责清晰、细节明确的合同非常有助于避免未来纠纷。

最终判决的关键点，如“逾期三十个工作日即可解除”和“运营发生的一切税费均由发行方承担”，都来自于合同中的精确表述。

因此，无论研发或运营，在签订授权合同时，都必须对核心条款进行精细化设计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明确具体的结算周期与对账流程、设定清晰的付款截止日期、量化构成根本违约的具体情形（如逾期天数、欠款金额总额/比例等）；对于涉外合作合同，要清晰界定全球发行中可能产生的各种税费、渠道费、推广费的承担方，同时还要提前预见到相关费用可能受政策影响的问题。

双方如针对合同有任何变更，都建议落实到具体的书面协议中，避免出现“老板之间的私密谈话”无法被法庭采纳的问题。

运营商还能坚持“下游不给钱就不给”吗？

其实也行，前提是落实到合同中且被双方所接受认可（签字盖章）。

当然，个人建议，研发商能不认可还是不认可吧。

如果是直接上各大发行平台（App Store、Google Play、硬核等）还好，但如果是所签的运营商是再次分授权的，那将等于把“坏账”的风险无限提升。

三、正确行使“解除权”非常关键

当合作方出现严重违约时，许多老板的第一反应是“这合作没法搞了，终止吧！”。但如何“合法地”终止，是一门技术活。

如果解除合同的程序不当，不仅可能无法成功解约，甚至可能让自己从“受害者”变成“违约方”，面临对方的反诉和索赔。

而本案中，原告广州公司的操作就非常标准，值得参考。

他们在发现被告长期拖欠款项后，并没有直接发函“分手”，而是走了非常关键的两步：

首先，广州公司在2018年7月20日向北京公司发出律师函，明确告知其拖欠款项的事实，要求其在限期内支付，并警告了不支付的后果。这一步在法律上称为“催告”，即给违约方一个在合理期限内纠正错误的机会。

在催告后，北京公司依然没有完全结清欠款，其违约状态仍在持续。于是，广州公司于2018年9月30日才正式发出《告知函》，明确宣布解除合同。

法院最终认定，基于合同中约定的“违约解除条件”、原告的函件，合同自这份《告知函》送达到被告之时（2018年10月1日）起正式解除。

整个过程有理有据，程序合法，使得合同解除的效力无可辩驳。

可以从中学到什么？

坚持程序正义，不要直接冲动解除

对于游戏行业的合作方来说，当对方出现根本性违约（如长期拖欠分成款）并希望解除合同时，请务必遵循“先催告，后解除”的基本原则。

首先，必须通过线下书面形式（如律师函、挂号信、有送达回执的快递且EMS/顺丰优先）向对方发出催告通知，明确指出其违约行为、要求其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义务，并释明逾期不履行的严重后果（如将解除合同）。

其次，保留好所有催告的证据，尤其是对方已签收的凭证。

最后，在对方于催告期限内仍未履约的情况下（对方回复的内容不一定能构成合理的不履约理由），再发出正式的书面解除通知。

许多老板可能会认为“怎么需要弄这么久？”

久？

久就对了。

通过这个流程，可以表达出我方“已经给了足够的机会和时间，但对方坚持拒绝改正”，以及“我方已经尽力维持合作”的态度。

切忌！千万不要老板之间仅通过微信、电话等非正式方式沟通后，就单方面停止合作或下架游戏，避免成为对方的攻击点。

四、公司的“面纱”不是绝对的

在游戏行业，可能为了项目孵化，更可能为了风险隔离或税务筹划，设立母子公司乃至孙公司的集团化架构非常普遍。

很多老板会认为，只要公司是独立法人，那“有限责任”就像一层绝对的“金钟罩”，子公司的债务无论如何也牵连不到母公司。

尤其当需要子公司做一些“擦边”行为时，弄个子公司看起来让人更安心了。

本案中的另一被告某科技有限公司也是这样想的。

它作为被告北京公司的唯一股东，抗辩称自己并非合同当事人，不应为北京公司的债务负责。

一审法院依据一个有争议的合同条款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，但最高人民法院纠正了这一观点，转而直接祭出了《公司法》的“大杀器”，法人人格否认制度（即法律人经常放在口中的“刺破公司的面纱”）。

最高法指出，根据《公司法》（本案适用《公司法》，但《民法典》也有保留这个）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，如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，就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

这里的举证责任在股东一方，即某科技有限公司需要自证清白。所以某科技有限公司就A了上去，提交了一份财务报告。

的确爆了，是“自爆”。

报告显示，自2015年起，母公司某科技就长期、持续且数额逐年递增地拖欠子公司北京公司的“往来款”，且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。

法院据此合理推定，母公司存在无偿、长期占用子公司资金的行为，两家公司财务存在“人格混同”。

因此，母公司必须为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

即原告有权要求北京公司支付那一千多万损失，也可以找这家某科技公司来支付。

可以从中学到什么？

（明面上的）财务独立非常重要，不是弄个子公司就好了

公司的“有限责任”是有前提的，那就是公司的人格和财产必须是独立的。

通常体现在人员（员工）是不同的、业务是不同的，但最核心是，账本是不同的。

尤其是母子公司之间，绝不能图方便就混用账户（对外收款打款），或者将母/子公司的钱随意划拨给子/母公司。每一笔资金往来都必须有合法、真实的商业理由和书面依据（如借款合同、服务协议等）。

同时就算存在明面上的商业理由和书面证据，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必须公允，避免出现明显不合理的利益输送。本案中存在长期无法解释的“往来款”，就是财务不规范的典型表现，也是导致母公司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。

另外还需要保留完整、清晰的财务记录，用来证明公司财产独立性的核心证据。

考虑到目前国内游戏行业的常态情况，起诉时把母公司也一起告了，可能真的一告一个准。

五、最后

简单而言，换而言之，说千道万

千万不要认为律师们、法务们在合同上加这么多内容、来来回回拉扯是在拖业务后腿

很多时候把内容都写到合同上、把催款流程走完、把过程都落实成证据，可以非常有助于诉讼结果按理想的目标走去。